时间：2014-07-01 分类：历史
摘要：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哈?麦金德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的着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提出俄罗斯地区一直以来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人类历史地理上的“中心地带”。
借鉴这一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说,武汉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地理枢纽。这是当今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依据。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重新找回武汉在中国的位置。当前,需要在历史中发现武汉,寻找武汉复兴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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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枢纽地位内涵的层级累加
总体上看,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经历了一个层级累加、内涵日渐丰富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四大枢纽。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武汉就成为商朝南方军事重镇与经济中心。这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曙光,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依托盘龙城,商朝得以对南方进行统治,得以掌控鄂东南铜矿资源及其开采运输。
以盘龙城为据点,以长江、汉水和江汉湖泊为纽带,商朝构建南北交通网,武汉成为商朝长江中游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围绕盘龙城,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江汉平原为腹地的商文化圈。盘龙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整个长江流域最古老、最具规模和最成熟的城市。可以说,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是南方商文化圈的核心,是长江流域的中心,是国家南方军事枢纽。
战国时期,武汉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周室衰微,楚国兴起,成王时期“楚地千里”,武汉纳入楚国版图,武汉开始成为支撑楚国开疆辟土的战略后方基地。同时,武汉外围开始兴起一些城镇,依托鄂东南铜矿的开发,江河航运商船增加,武汉开始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楚国封于今鄂州一带的封君鄂君启所持金节表明,鄂君庞大的船队经商运营的水路达到4条,其中3条在武汉地区中转。《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都纪郢城繁盛时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云梦作为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其中就包括武汉。
秦汉时期,武汉经历一次短暂的沉寂之后,逐步奠定南方工商业枢纽地位。有秦一代,武汉陷入短暂的沉寂。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时期,武汉地区前期成为蛮族流置之所,后期成为豪杰角逐之地。在民族融合和军事角逐进程中,武汉的全局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东汉前期,政府采取修生养息政策,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恢复。在手工业上突出发展铜器制造业和青瓷制造业,成为南方青铜中心、铸镜中心,成为青瓷主产区之一。东汉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武汉所在荆州地区已经是“沃野千里,士民殷富”的发达地区。
北方和中原人口大量迁入长江上中游。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人口从西汉时期的359万增长到626万,占全国人口比例从6%提高到13%。到东汉后期,伴随汉江中下游的地质运动,逐渐形成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武汉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汉江航运和商业,开始成为汉江商业中心,为武汉后来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基础。
三国时期,武汉成为三国争雄的战略枢纽,最终成为三国鼎立的临界点,此所谓三国兴汉。魏蜀吴三方势力在湖北地区犬牙交错,拉锯争夺包括武汉在内的江汉地区,急剧抬升武汉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特别是孙权选择鄂州建都,试图“以武而昌”。武汉成为中原政权和长江下游政权控制驾驭长江中下游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战略枢纽。东晋时期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第一个高潮,其间,南方获得长足发展,尤其以荆州、扬州两州为最,武汉地区隶属于荆州又比邻扬州,是中国南方发展的前沿地区。这时的武汉上通荆州,雍州(襄阳),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
可见,此时的武汉已经不单纯是军事要邑,而是开始成为辐射服务四方的商贸市镇。东晋一代,自始至终存在因为上流方镇荆州的外重而引发的“荆扬之争”格局,其间,夏口、武昌再次发挥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以至于刘宋王朝采取“分荆置郢”之策。唐代,武汉成为“九省通衢”,成为中央王朝南方水上转运中心和朝廷经济命脉的枢纽。
唐代,武汉获得安定的发展环境,鄂州、汉阳两城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周边地区商业贸易快速发展,城乡人口迅速增加。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不宁,运河漕运中断,江淮租赋改道经鄂州、荆州、襄州北运,形成江汉漕运。江汉漕运有两条线路,一条是扬、宣、饶等地物资沿江集结后到鄂州,由汉水到襄州,二是先到江陵,北上襄州,再走均州、武关,经商山抵达京师。两者都以武汉为战略节点。德元年(公元756年)襄阳保卫战,保护了通过襄、汉经商州向京师输送“江淮粟帛”的交通运输线路,东南物资源源不断经过武汉补给北方,刺激了武汉以水上转运为特色的商业贸易的发展。#p#分页标题#e#
可见,安史之乱后,武汉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枢纽。宋代,武汉成为抗击金兵和恢复中原的战略基地。宋代,中国政治中心沿咸阳———长安———洛阳———开封———临安不断东移,而经济中心则南移。在湖北,也经历这一过程,先是荆州强,伴随鄂州崛起,东移到鄂州,先是襄阳强,后南移到武汉地区。这是因为,宋代以汴河为漕运主航道,汉江漕运功能萎缩,于是开辟信阳、广水、孝感、武昌前往华南的通道。
南宋时期,伴随北方人口和生产技术文化渊源不断注入,鄂州成为武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加速器。因此,岳飞把鄂州作为抵抗金兵南侵和恢复中原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元代,武汉被确立为湖广地区首府,成为湖广区域行政中心,湖广大区域首位城市。朝廷设湖广中书省,武昌为治所,武汉不仅成为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经济中心,而且成为行政中心。在军事枢纽、经济枢纽基础上,叠加行政枢纽,是武汉战略地位的一次关键性抬升。
明清时期,武汉开始形成一体化城市格局,形成三镇整体发挥历史地理枢纽作用的格局。明成化年间,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改道,汉口在地缘上与汉阳分离。嘉靖年间,汉口取代武昌、汉阳的商业地位,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天下四聚之一,汉口在华中乃至在全国商贸中转口岸的地位日渐形成和加强,大大加强了武汉的战略枢纽地位。
清代,三镇开始走向一体化,成为近代都会,成为区域行政中心,武昌作为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湖北各司道以及武昌府驻地,发挥大区域行政功能,成为长江中游大区域尤其是湖广政治中心。清末,武汉的枢纽地位达到高峰。汉口开埠,武汉的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化水平急速提升。张之洞督鄂快速提升武汉工业化、商业化、开放化水平。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发源地,这里诞生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份工业合同。武汉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先者,近代经济发展的中心。
从产业实力看,武汉大体上位居全国第二。从金融来看,汉口成为与上海、天津和广州并列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港航方面,武汉是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并列的五大港埠之一。在贸易方面,与上海、天津、广州相比,1867~1911年45年间,武汉的直接进出口额有25年处于第四位,20年处于第三位。总体上看,辛亥革命前,武汉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一度居全国城市第二位。此外,武汉学业昌盛、文教领先,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科技、文化中心。武汉成为中国内地的商业枢纽、工业枢纽、金融枢纽。
最终,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又成为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进程的政治枢纽。到辛亥革命,经过层级累加,武汉的历史地理枢纽地位最终确立为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政治枢纽四位一体的内涵和格局。此后,武汉的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内涵表现出来。如在军事方面,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北伐战略枢纽,后又一度成为全民抗日指挥中心;在政治枢纽方面,武汉成为武汉国民政府首府,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折地;在行政枢纽方面,武汉成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在经济枢纽方面,武汉成为“一五”时期南方工业基地、中部中心城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武汉枢纽地位的历史地理支撑
纵观3500年武汉枢纽地位演变和确立,武汉的枢纽地位具有坚实的支撑,武汉作为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具有不可撼动的特征。首先,武汉枢纽地位是波浪式发展的,具有宏观支撑。武汉的第一次崛起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到公元前223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盘龙城时代武汉实现第一次城市崛起。武汉的第一次衰落发生在秦始皇灭楚到东汉末年,大约400年。武汉的第二次崛起发生于东汉末年,这次崛起具有长期性、渐进性、持续性,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1700年。
同时,这次崛起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即先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武汉的第二次衰落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武汉解放,大约20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通海航道受到封锁。
1931年大洪水灾害带来武汉经济衰落,加上日本侵略军的经济封锁、掠夺与破坏,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严重削弱。武汉的第三次崛起始于建国初期,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大约40年。这一期间,中央确定武汉为新中国的南方工业基地,以实现“钢铁过江”和全国产业协调布局的战略目标。“一五”计划以“156项”为核心的重大建设项目中,7项落户武汉。
这些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武汉开始成为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武汉的第三次衰落是以地位下降出现的,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到新世纪,大约10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发展重心东移沿海,武汉大量资源外流,加上国有经济部门改革发展负担沉重以及黄金水道衰落,武汉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位次一度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