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9-21 分类：文学
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是指以某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撰写的以学术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对于繁荣我国民族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下面，笔者试就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民族文学;发展
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发展状况解析
我国是一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宝库学术期刊方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以其独特的文字表述方式别具地域、民族和文化特色，成为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从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发展脉络来看，少数民族文字期刊最早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以时事政治见长的各类期刊渐次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包括学术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数量种类较前明显增多。1935年，新疆创办的(汉维文版)理论刊物《反帝战线》重点传播毛泽东思想，共出版“维吾尔文版8期”[1]，还有朝鲜文时政类期刊《延边通讯》《民族工作通讯》等，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很好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思想。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逐渐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在曲折中探索。到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各种民族文字的学术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
有学者统计，截至2000年全国共有少数民族文字期刊185种，约占期刊总数的3%[2]，比较常见的有维吾尔文版、蒙古文版、藏文版等。另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项统计，全国共有蒙古文版学术期刊20余种、维吾尔文版近10种、藏文版21种。经归纳整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发展具有如下特点。1.地域分布的集中性。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涉及新疆、内蒙古、西藏等10余个省(市、区)，横跨中国北部、西北部、西南部等广大地区。1993年，有学者在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期刊分类表》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字171种期刊进行分析时，发现90%左右的少数民族文字期刊集中在西北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吉林、西南西藏以及首都北京等省(区、市)，80%又集中在新疆、内蒙古两大自治区，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期刊布局[3]。由于这些学术刊物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地，由相关高校及教学科研单位主管主办，因而具有地域分布的集中性特征。2.语种分布的单一性。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共有21个民族使用27种文字，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只涉及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藏文等11种文字，尤以蒙古文、维吾尔文等民族文字为多，最多的是蒙文，占全部期刊总数的24%;其次是维吾尔文，共有44种，占全部期刊总数的23%[2]，其他语种文字很少涉及。从语种分布情况看，藏文期刊没有一种是自然科学的[3]，朝鲜文期刊仅有一种。哈萨克、蒙古以及维吾尔文字期刊涉及自然科学的相对较多，涉及畜牧、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总体呈现出语种分布自然科学弱、社会科学强的特色，显见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语种分布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多元性或多样性。3.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
从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学科建设看，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等多个研究学科，部分学术期刊如藏文版的《中国藏学》和朝文版的《延边医学》等专业性较强，还有的学术期刊只以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地区抑或某一学科专业作为研究对象，诸如此类的学科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尤其具有社会科学强、自然科学弱的学科分布特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作者在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期刊分类表》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字171种期刊进行分析时，发现社会科学类期刊占87%，自然科学类期刊仅占13%，若细化社会科学类别，政治法律(绝大部分是政治)类和文学类期刊占64.6%，其他类则占35.4%。相比之下，自然科学类重点集中在综合(总论)、农业、医药卫生[3]三个领域，其余领域如交通运输、工业经济以及环境科学等涉猎较少。进入21世纪前10年，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学科分布仍未有大的改观，重点还是在文史哲类上，期刊数为131种，占总数的71%;而研究自然科学、技术类的期刊较少，仅28种，占总数的29%，但这种学科分布的不均衡性已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2]。4.多民族文字的一刊多用性。就少数民族学术期刊来看，还存在一种学术期刊多民族文字出版的现象。如《新疆畜牧业》期刊便以蒙古、哈萨克、维吾尔等3种少数民族文字分别出版，《语言与翻译》则以柯尔克孜、哈萨克、维吾尔等3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民族教育研究》有藏、壮、维吾尔、蒙古等4种民族文字出版，上述诸种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均有汉文版印刷，从而体现出一种学术研究期刊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的现象。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期刊数量、办刊质量还是学术影响力较前都有很大的提升。仅以新疆科技期刊为例，在1999年首届新疆期刊奖获奖的7种科技期刊中，有3种为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获奖数量几乎占全区科技期刊总数的一半，维吾尔文版《干旱区地理》2001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即便如此，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目前仍面临许多发展难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办刊经费严重不足。
办刊经费不足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在内的国内学术期刊普遍面临的带有共性特征的症结问题。按照原初的管理模式，学术期刊办刊所需费用均由财政拨款，每年拨款额度虽然不多，但除去必要的费用支出，尚能维持期刊的正常运转。近些年来，随着民族地区深化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办刊经费不再单独列支，加之人员工资及其他经费支出逐年增加，使得办刊经费更加捉襟见肘。一些编辑部为节省开支或减少编辑外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降低稿费支付标准，或收取高额版面费，或采用劣质纸张印刷及小字号排版等，对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提高办刊质量及提升刊物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不良影响。据统计，有些少数民族文字科技期刊因办刊经费紧张，大多数学术类稿费每千字20-30元，翻译类每千字15元，出于创收等经济因素考虑，稿件采用率竟高达90%[4]。2.队伍建设有待强化。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编辑人员既要有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又要熟练掌握稿件编辑的技能技巧和相关编辑知识，更要熟练掌握甚至精通某一少数民族文字，然而从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编辑部从业人员状况看，现有编辑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直接影响刊物编辑质量。一是民族文字基本功不扎实。部分编辑人员虽然编辑水平较高，但掌握某一少数民族文字的能力较弱，当编辑以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学术稿件时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尤其在字词或新词汇的运用上，如有的作者在一篇蒙古文的文章中，把同一概念有时写成英文的音译，有时写成汉文的音译，或者直译。由于对新型科技产物的表述不统一，这些都增加了蒙古文期刊编辑工作的难度[5]。另外，从少数民族文字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建设来看，部分期刊编辑部甚至成为下岗、待岗人员的中转站，只要能识几个字，懂得一点语文常识、编辑规范和技巧就能充任编辑[5]。
长此下去势必对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产生消极影响。二是业务培训没有落到实处。为全面提升现有编辑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国家对现有期刊编辑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出明确要求，如2011年颁布实施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新出政发[2010]10号)第7条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技术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小时[6]，但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主管部门落实得不好，内蒙古自治区只有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每年组织培训，由于尚未成立蒙古文学术期刊专业委员会，缺乏统一管理、专业培训和交流[5]。三是编辑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加之待遇不高，尤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其他教学或科研人员差距明显，使得部分中青年编辑人员流失严重。仅新疆两个维吾尔文期刊如《干旱区地理》和《干旱区研究》粗略统计，短短八九年间就有4名编辑人员以考研、深造、留学、下海经商等[4]理由调动工作或出国，长此下去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这一点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加以解决。3.学术影响力不高。从理论层面和学术角度讲，“学术影响力是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指标和有效表征，能够反映学术期刊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与贡献”[7]。从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看，学术影响力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国内影响力不足。虽然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数量有50种之多，看似数量不少，但相对全国近7000种学术期刊来说，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相较而言不足百分之一。二是受众群体较少。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受众对象以熟练掌握某一民族语言文字的特定人群为主，随着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加之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使得精通某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数量日渐减少，就连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也不是很熟练，致使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受众范围日益萎缩，加之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没有对应的汉语文版本，绝大部分通晓汉语言文字的其他受众群体很难了解其内容，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三是国际影响力不高。由于国内部分少数民族属跨境民族，且部分跨境民族甚至建立主权国家，这就使得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力且成为通用语言。比如，蒙古学是一门世界性学问，作为有着600多万蒙古族的国家，我国理应成为蒙古学研究中心，但如果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蒙古文版学术期刊显然是行不通的。从目前来看，我们有《内蒙古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中国蒙古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等一批在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蒙文版学术期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哲社版着重发展有关蒙古族语言学、蒙古史、蒙古文化、蒙古民俗、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领域的学术成果与论文，以其高层次的学术理论水平，获得了较高的转载率和引用率。
但这些期刊刊登的蒙古学研究文章还不能完全代表我国蒙古学研究的水平，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再如，过去40年，虽然藏学“西风压倒东风”之势逐渐得到扭转，中国藏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优势地位正在显现，但也有学者认为，从藏学研究国际对话语境来看，西方无疑仍保持强势[8]。中国藏文期刊所的角色和地位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4.评价体系建设阙如。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系统中，使用范围较广的有三大评价体系。一是中文核心期刊评价体系。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便于订阅日渐增多学术期刊的现实需要，在诸多学术期刊中遴选出了中文核心期刊，其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书界定了国内核心期刊的范围。该书分别于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出版过8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图书情报界、学术界、出版界和科研管理部门对该项研究成果给予了较高评价，普遍认为它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为国内外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和选购提供了参考依据，促进了中文期刊编辑和出版质量的提高，已成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参考工具书。二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评价体系。1998年以来，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确定提出的评价体系，该索引选定的引文文献来自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确定的选刊原则和遴选方法，并报教育部批准的来源期刊，来源期刊主要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用总次数等数量指标与各学科专家意见而确定的，确定之后每年根据期刊的质量情况增删或调整有关期刊。该索引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众多单位包库使用，并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项目及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评价体系。自1996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和确定的评价体系。
到目前为止，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均没有进入这三大评价系统。也就是说，全国所有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都没有能够进入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导致其在学者中受到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同步导致很多用民族语言文字撰写的优秀论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严重影响了发表于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另外，由于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没有进入上述三大评价系统，使相关专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得不到公正对待，从而挫伤了他们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虽然有的单位在对待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上采取了一些“土办法”，如将部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当作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但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意识形态安全存在隐忧。我国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大都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由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也容易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被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三股势力”和“两面人”在出版物、报刊、网络、社科文艺类作品方面打“擦边球”现象频繁出现，明里暗里传播分裂思想和反动言论、挑拨民族关系，从而扰乱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的稳定。他们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含沙射影。这类作品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仔细推敲起来可以发现，其中涉及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较为敏感的词汇、数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位置等没有明确说明，往往含糊其辞、扭曲事实，通过含沙射影的手段模糊概念、误导读者，进而制造思想混乱。二是歪曲历史。通过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故意夸大民族历史，尤其是肆意夸大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同步削弱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而放大民族差异、制造民族隔阂。
三是负面放大。故意把一些社会负面现象放在一起叠加放大，把支流描写成主流，把个别问题虚夸成普遍现象，把普通社会问题上升为民族问题，并通过在叙述、评论中加入带有渲染、煽动的言论，或夸大其词，或对问题无限放大，使读者产生错误的联想，进而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四是学术渗透。一些心怀敌意的坏分子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没有依据的臆想，或借学术交流、学术争论之名肆意妄言，随意捏造、散布错误观点，或大肆传播各种歪理邪说，妄图把理论搞乱、把历史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从意识形态方面打开分裂的口子。五是选择性翻译。以弘扬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由，故意选择那些“问题作者”“问题书籍”进行翻译出版的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了负面影响[9]。上述种种手法虽然点出目前我国出版领域的乱象，且我们不能说所有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都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隐忧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支持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发展的对策措施
针对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发展实际和存在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对策措施，以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健康发展。1.加大支持力度，实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汉译工程”和“重要学术成果民文翻译工程”。当前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均没有对应的汉文翻译版本，一方面减弱了这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一方面也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正确的应对之策是将现有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同时以汉文版发行，这显然是十分迫切的。据笔者了解，现在国内已有几家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正在做这方面工作，但客观来说目前的资金投入还远远不够。为此，国家应尽快启动“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汉译工程”或“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在线翻译工程”，并在资金、人员编制等方面予以支持。按现有50种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每种期刊每年需要50万元进行汉译工作的话，国家只需投入2500万元即可完成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另外，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相对较少，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又是以汉语形式撰写，这既影响了上述研究成果的传播又减弱了我国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如蒙古学、藏学等研究领域，我国学术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蒙古学、藏学等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用汉语发表的，虽然这些成果部分也被翻译成蒙古文、藏文以及英文等，但大多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没有传播出去。因此，除加大英文类期刊建设力度外，还应实施“重要学术成果民文翻译工程”，新办三五家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将相关领域用汉语撰写的重要学术成果翻译成民族语言文字，一方面供国内有关专家学者阅读借鉴，提高其研究能力与水平，同时扩大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大力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2.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纳入期刊评价体系。针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没有纳入各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要求学术期刊评价部门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纳入评价体系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笔者认为，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纳入期刊评价体系可采取如下两个形式:一是“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汉译工程”实施后，同步使用汉文版参与评价体系，这样既解决了对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另立标准的问题，也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特殊性，可以以名额制或比例制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遴选进入核心期刊或其他评价体系中的优秀期刊，让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获取应有的地位。二是根据不同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由专家组按比例评选出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既可享受国家通行的核心期刊和其他优秀期刊待遇，也可以中国藏文学术期刊网、中国蒙古文学术期刊网等为平台，根据行业标准、学术水平、办刊能力、国际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一批少数民族文字权威、核心学术期刊。3.成立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社会组织，就相关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发展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努力，但更主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自身的努力。建议有关社会组织成立专门的民族类学术期刊(含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研究专业委员会，就如何提高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质量、如何提高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国际话语权、如何参与国内各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建设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为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争取应有的权益。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严把意识形态关口，切实提高办刊质量，以高水平的刊物赢得各方面的认可。
